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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职人员的这些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行为与刑法分则第八章规定的贪污贿赂罪和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罪大致相同，属于法律规定的腐败犯罪行为。第二，审计报告和审计结果保障。

严肃查办公职人员以权谋私、假公济私、权钱交易、骗取财政资金、失职渎职、贪污受贿、内幕交易等违法犯罪问题，严肃揭露和查处重大违纪违法问题，并且加强对腐败案件发生规律的剖析，推动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促进廉政建设。{7}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为了加强反腐败工作，使反腐败成为常态，2016年2月审计署在《关于适应新常态践行新理念更好地履行审计监督职责的意见》中指出，为了开创审计工作新局面、更好地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必须加强审计的反腐败职能，通过政府审计查办重大违法案件，主要是严肃查处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大违纪违法、重大履职不到位、重大损失浪费、重大环境污染和资源毁损、重大风险隐患等问题。[1]在监督全覆盖的提法上，最先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审计全覆盖，然后是十九大报告提出巡视全覆盖和监察全覆盖。监察机关工作人员有上述情形的应当自行回避，监察对象、检举人及其他有关人员也有权要求监察机关工作人员回避。根据《宪法》和《审计法》的规定，审计机关设置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组成部门，受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审计机关的双重领导。

《审计法》规定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财政收支，国有金融机构和企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以及其他依法应当接受审计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应当接受审计监督。《监察法》明确规定，监察机关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其他国家机关必须予以协助。因此，其只能在限定的范围和条件下流转，并不适合自由转让。

在宅基地使用权社会主义公有制制度不变的大前提之下，农村土地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是改革的逻辑起点。实践中，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村庄为解决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及识别的问题，发展出了村籍制度，所谓村籍是单个村庄超前发展并与其他村庄之间形成巨大的差别后，进行自我保护和加强利益控制的一种制度。客观上，宅基地利用效率低下。基于我国《物权法》确立的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形式主义原则，我国实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以实现对不动产权利的确认及保护。

其次，有论者指出，如果允许宅基地向集体外流转，会造成宅基地使用权不再与农村集体的成员权相联系在一起。其一，创设次级用益物权无异于叠床架屋式的形成所有权——用益物权——次级用益物权的权利架构，在用益物权之上再创设相近用益物权的安排，是人为地将法律关系复杂化，在存在物权和债权区分的情况下，这种安排是立法技术的倒退。

1.理论窒碍与体系不洽: 宅基地资格权用益物权化在制度上的不适 宅基地资格权的用益物权塑造违背物权法定的要求。如果说《意见》意在原有的宅基地使用权基础上创设新的使用权——实现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动态流转，那么，静态的保障农户的资格权和房屋财产权的任务则落实到新设的资格权之上。对此展开的讨论则应立足于政策期待实现的目标，方能将政策内涵完整地映射到法律规范之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要求积极探索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

然而，实践中，由于不动产登记制度未能及时对集体土地作出回应，宅基地使用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相应的权属登记证书或登记混乱。其二，若宅基地使用权人本身就想将宅基地使用权完全转让给第三者，自己彻底退出宅基地，则法律强迫其保留显然是限制宅基地使用权人的处分自由。所谓自愿有偿退出，即对于无继续利用宅基地需求的农户( 如已在城市中购买房屋并不打算留在农村生活的农户) ，应根据其主动退出申请，结合当地经济情况给予经济上的补偿。从制度功能来看，农户基于集体成员的身份当然、无偿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具有显著的福利性和社会保障性。

如果坚守一物一权的原则，则从根本上不能实现宅基地资格权用益物权化塑造。一是户籍说，即集体成员资格以集体成员资格以户口所在地为认定标准。

这为宅基地有偿使用奠定了制度基础。成员权的内容对于实现集体经济组织的良好运转( 管理与监督) 以及保障农户个体权利的实现( 承包经营与宅基地使用) 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编纂我国民法典物权编时应在集体所有权之下，结合成员权的一般机理，构建体现农民集体成员权特性的成员权制度。

现实中，法律上禁止宅基地使用权自由流转未能杜绝事实上的交易。近代以来，受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法典制定过程中往往追求民法制定体系的形式化高度统合。(一)完善宅基地资格权取得机制 我国《物权法》虽提出了成员集体所有权概念，但未就其性质和内容作出明确的界定。第一对矛盾是集体所有的宅基地供应捉襟见肘与农户实际占用宅基地超过法定要求之间的矛盾，这导致宅基地利用效率严重低下。同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宅基地制度改革在全国 33 个区县展开试点工作。宅基地资格权用益物权化会导致宅基地使用权分配不公。

宅基地无偿使用既限制了集体所有权利益的实现，也阻碍了农民基于分配取得的宅基地使用权实现财产性收入增长。首先，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是在中央提出农地三权分置之后针对农地制度改革提出的又一项重大举措。

由于集体土地所有权是农村土地权利体系的原权利，其他土地权利均由其派衍。德国民法将地上权规定为用益物权，因地上权的期限较长，可再设置次级地上权。

质言之，如设置地上权、次级地上权的权利安排，那么，完全没有再新设宅基地资格权的必要性。具体到宅基地使用权，农户通过集体授予土地使用权、自建房屋以实现基本居住需求，宅基地使用权的身份性是与宅基地所负载的农民居住保障价值相适应的，成员权与土地的结合使得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发挥着一定的社会保障功能。

实践中，安徽省旌德县在实施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中已经尝试将资格权单独登记，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考虑到宅基地使用权尚在较长的时间内承载着一定的福利性和社会保障功能，对于自愿退出宅基地的农户应保留在固定期限内反悔的机会，毕竟短期内无继续使用宅基地需求或进城定居的农户，因其集体成员资格并未丧失，在不可知的未来可能会出现这些农户被迫返回原集体生活的情况。对于存量宅基地，如因发生继承或本身即超过法定使用面积的，则应就超出面积部分返还集体或按一定标准支付使用费。首先，我国《土地管理法》第 62 条关于一户一宅以及宅基地申请的行政管理事项的规定，并未禁止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和出租，只是转让、出租后不能再申请宅基地。

其次，《意见》在提出宅基地三权分置后，进一步指出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因此，现实中大量的法外交易客观存在。

因此，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关键是使用权的适度放活。对于不适应农村生活而希望进城定居生活的农户，因无宅基地使用权有偿退出机制，加上限制其宅基地房屋使用权对外流转，其无法通过退出宅基地或流转宅基地房屋获得进城定居的资金来源。

这样，农户取得的宅基地使用权将在事实上形成宅基地私有化的局面，进一步加剧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化问题，集体土地所有权将形同虚设。如采用物权性流转方式，虽然受让人在流转期限内能够实现宅基地使用权融资担保等的需求，但基于一物一权的原则要求，同一标的物上，不得有两个以上以占有为内容的定限物权。

对于进城定居的农户，其遗留在农村的宅基地房屋往往空置不用，但又无法实现其财产性利益。质言之，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的落脚点及核心是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同时仍应保障农户资格权和房屋财产权。诸如《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问题的会议纪要》采用系统分析说的观点，《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确认问题的意见》则更倾向于生活来源说。首先，基于法经济学的分析，有效率的物权是对一项资源的权利具有排他性和可转让性，那么价值就能最大化。

第二，在当代公法、私法渐趋融合的背景下，固守民法典的传统自然法价值，否定公法和私法所应分享的共同价值，独自构建一个纯粹的私法性质的民法典已经不现实，因为那么做就使民法典放弃或部分放弃了调整现代市民社会和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的功能与地位。农户只能在户口所在村( 村民组) 内申请宅基地，不能到其他乡村( 或村民组) 内申请宅基地。

我国《土地管理法》及相关法律对宅基地使用权是否无偿取得的规则语焉不详，实践中，我国于 1990 年至 1993 年期间，曾有过宅基地有偿取得的短暂试点，但很快被叫停，为减轻农民负担，强化宅基地使用权的居住保障功能，实践中宅基地使用权均为无偿取得。(三)宅基地三权分置欠缺完整的规范表达 既有法律架构下，集体土地所有权及宅基地使用权的内涵和性质均有实定法的依据，但宅基地资格权并非现行法上的既有用语，有学者提出应以取得权相称，从现代产权理论寻求制度依据及理论契合。

鉴于宅基地上负载的居住保障功能对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避免变强制收回为强行收回，宅基地使用权强制收回应予必要的限制: 一方面，应设定明确的收回条件，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不得收回; 另一方面，收回应遵循法定程序，强制收回宅基地使用权的应经村集体经济组织讨论决定后报批准使用宅基地的政府机关批准。虽然通过禁止宅基地使用权自由流转能在一定程度维持农村社会秩序稳定、保障农民住房基本需求，但从根本上忽略了宅基地的经济功能。